公共財與公共神學

4月 03, 2023

文/郭立昌

摩西曉諭以色列民說：「你們不可虧負寄居的，也不可以欺壓他們，因為你們曾經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出埃及記23:9) 二戰後，具有海洋豪爽人格特質的台灣人「一味地款待陌生人」，換來的是二十年的苦難—自1945年至1965年極權統治下的台灣，堪稱「民不聊生」。

「我父親使你們負重軛，我必使你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我卻要用『蠍子鞭』責打你們！」(王上11:12 ) 1972年聽聞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時，坊間流傳著流言蜚語，生怕掌握大權的蔣經國更甚於他的父親蔣介石，有能力的紛紛想方設法逃離台灣，移民到巴拉圭也好。想不到，後來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清明節又到了，對比蔣家父子的作風，令人不禁感嘆：「同樣是人，怎會差那麼多？」

強人蔣氏父子卻風格迥異

首先，台灣人民漸漸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當然「蠍子鞭」更沒有；其次，人民看見一個勤政愛民的行政首長，絕不冤枉任何無罪之人。例如台南有個喜說大話的人，自出獄之後完全不事生產，卻對他的第二個兒子耍賴似地無盡需索，不費一絲苦功即當上2千4百坪工廠的董事長，導致黑函滿天飛，不但勞動青輔會秘書長梅可望先生到訪實地了解情況，蔣經國先生也親自來探詢實情，讓「蓋頭鰻」依舊快樂地嘻玩，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台灣的精密工業才得以在蔣經國時代建立，影響矽谷，進而影響世界。

更出人意外的是，蔣經國一路提拔台灣出生的農經學者李登輝，從行政院政務委員幹到副總統；聽創辦青輔會的梅可望先生說：「蔣經國原本是個身強體壯的人，國事操勞嚴重地傷害他的健康！」其實蔣經國當選第七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身體狀況即每況愈下。1978年6月某日，蔣經國總統到成功嶺總值星官室來看筆者時，只見他兩手插在腰後，神色已不似1974年到六甲頂時的神采飛揚。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說：「我不知道經國先生會在總統任內去世！」並表示，若非蔣經國總統在1987年7月15日頒布《解嚴令》，他繼任總統也什麼事都做不了！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因而形成社會，而有經濟活動，也發展組織，成立政府來服務人民。社會中總是有「弱勢者」，所以需要「非營利組織」(簡稱NPO)來幫忙這群政府照顧不到的弱勢者。政府屬於「公部門」(Public Sector)並非生產單位，企業屬於「私部門」(Private Sector)是營利事業單位，因此NPO被稱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在台灣人民負重軛的年代，最常見的是「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照顧著台灣的弱勢者—例如花蓮的門諾醫院，從1949年即發「醫願」服務於偏鄉；各城市和鄉鎮也都會看見天主教的機構。那段「重軛時期」，台灣的「公會/協會」幾乎都是公部門的樣板，給眼睛雪亮的邦交國看，特別是美國老大哥。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拿起《經營大台灣》，說：「我在1988年1月13日繼任總統，是個沒實權的總統；但我仍抱持希望在想：假如我能在1990年當選第八任總統應該怎麼做？」他翻開書的第383頁接著說：「我1991年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勉勵大家：第一，國內的事要做好，為人民服務，設法提高他們的福祉，使國家能夠進步。」雖然當了兩年沒實權的總統，但李前總統說他每天都在想：「假如我當總統要做些什麼事？那時任期六年，六年時間很長，可以做很多事，所以我就一條一條地記下來，不是當了總統以後有車子、有侍衛就算了！」他做了許多的改革，今天在此要談的是「第三部門」。

《經營大台灣》(李登輝，1994)

前哈佛社會學教授李維特(Theodore Levitt, 1925-2006)說：「許多的事政府做不到，因為政府必須選擇性的做事，可以做或應該做的。但留下一個巨大的『殘留物』（residuum），其可被分成各種方式來進行。我把這種『殘留物』稱之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以前「重軛時期」，蔣介石政府選擇「反攻大陸」，全部的政策—包括民生經濟方面的都是繞著最高指導原則轉動；不過，「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兵家的常識，所以自1953年蔣介石政府開動了第一期的經建計畫，鼓勵民間投資興辦營利事業。經營事業必然會發生有許多的問題，所以公部門設立了各類的「公會」—機械業有機器公會、電機業有電機公會等等，成為公私部門溝通的渠道。不過，社會的「殘留物」卻依然缺少關注。

許多學者只會在九O年代以後，寫道：「台灣自解嚴以來，第三部門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其實第三部門的風潮是李登輝總統的政策之一。有美國眾議員問他「加入聯合國」的事，李總統答道：「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退出聯合國已經很久了，要申請也要在不增加自己困擾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他認為在兩岸問題還沒有獲得解決之前，還不是時機，做事應該有先後順序，「務實」才是重點；他認為：「我們應該建立『人權』的觀念，在人是講人權，在國家是講主權。由此出發，來處理各種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問題。這是最重要的。」李登輝總統致力於修憲以達成民主改革的使命目標，同時開放「第三部門」的設立—各類型的協會、基金會紛紛設立，協助公私部門解決社會問題，譜寫「寧靜革命」的台灣傳奇。

第三部門是為達成「公共利益的使命」而設立。許多學者們都狹義地定義在「非營利」(Non-Profit)的框架之中，認為第三部門必須透過「收受捐款」來遂行他們的任務。然而，筆者認為「第三部門應該有能力自給自足」，因為許多的善工會因為「收受捐款」而無法落實；所以，自1986年啟動「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簡稱社企)進行社會責任投資(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簡稱SRI)，經由民間的力量逐步落實「富裕台灣計畫」。

發明「芭比娃娃」的路得女士(Ruth handler)希望筆者能夠到馬來西亞，繼續為她創辦的企業服務，準備從台灣撤資。因為自1985年開始有美商撤資離台，他們在1965年因台灣的廉價勞力而來投資設廠—當年的人均所得217美元，月薪新台幣參佰元就能雇到不錯的人才；他們的理由是：「(1985)台灣的國民所得已經『高達』三千美元，已經沒有投資的價值！」和內人提起路得女士開出的優渥條件，結果她竟然說：「我要創業，解決失業！」因為每個外商撤資離台都留下數以千計的失業人口，所以第一家的社企「SEL」在1986年於焉成立，宗旨為「解決失業問題」，作法則是「自食其力」落實SRI—這完全是第三部門的全新概念，筆者的定義：「以營利所得來實現公益的使命目標。」以東風撐肚腹的所謂學者專家聽了之後，總是持反對的意見，不歡而散。

不過，經過多年在國際重大會議宣揚的結果，「社企」的定義普獲各經濟體接受—特別是大英國協(UK)的朋友們。澳洲政府邀請我們在SARS肆虐的2003年到泰國APEC(亞太經合會)擔任講師，提出「解決中小企業的需要」(Addressing the Needs of SMEs)之道，我們在講台上提案的「全球通路-TES」贏得21個經濟體中的最佳實例—從此我們的「衛生倡議」具體產品「非現金」(Cashless)交易系統風起雲湧，到新冠疫情期間，三年使用了約「壹佰兆美元」(約新台幣參仟兆元)—被稱為人類史最高價值的發明。研發過程中，筆者除了調集儲存於各國的資源之外，還得親自進行實驗把發明來解決失業問題的工具做出來，惟視成果為「公共財」—為公共利益而創造出來的財產，其利益應當為全民享有；若不是「社企」的運作—把巨額的資本利得全數投入研發，履仆履起，終於成為李前總統讚許的「金融科技的重大改革」。2003年APEC的官方說法是，最佳實例係2.4億人創業的指引，而今已有約十餘億人日用而不知其來源。

昨晚聽來自印度的牧師克安通(Anton Cruz)提起「廟妓」(Sacred Prostitutes)，他看見印度底層窮苦人家的小女孩不到十歲就「嫁給廟」替人作性服務，完全藐視「人權」的悲慘世界居然仍存在於2023年。所以，經由社企落實「創新產業」以解決結構性的問題，不僅讓台灣如榕樹屹立於暴風雨之中，更能推廣至像印度這樣的國家，期望有朝一日能改變他們，這人權層次的事工絕對是《公共神學》的領域。

社企的成果是「公共財」，用於達成公共利益之使命目標，完全符合《公共神學》對社會和國家貢獻的條件—與社會需要息息相關，關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普世關懷且具有溫和的可行性，大眾參與而能得著利益。能夠達成社企使命目標的結果，一定有原因—這就必須重申蔣經國時代到李登輝時代。

● 蔣經國時代及「統合平衡」經濟思想

中華民國於1971年11月正式退出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聯合國的代表權由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邦交國驟減的情況下，台灣在國際社會宛若汪洋中的一艘孤舟。1972年5月，蔣介石總統提名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經由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權。各界對蔣經國期望之殷，由《六法全書》的編撰人陶百川先生的話可略窺端倪，其指出：「蔣經國先生在此時此地出任行政院長，可說是受命於『危急存亡之秋』，不僅要安內攘外，簡直需要旋轉乾坤。任務的艱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但如果真能加強廉能之志，恢弘志士之氣，則國基永固，四海歸心，他日以仁擊暴，得道多助，國事固大可為也。」外交的節節敗退，宛若大地震，震醒了台灣的執政者，寄望於新內閣，新人新政，救亡圖存；據悉，人事調整後，新內閣注入新血輪，平均年齡61.8歲，從中央到基層徹底換班。1972年5月3日聯合報的社論指出：「這次的人事調整，起用與徵召了本省籍俊彥，擔任國家重要政務，如副院長、內政部長、交通部長、台灣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當前國家行政的重要據點。現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氣，共赴國難之道；亦有力地顯示了台灣復興基地的時代意義。…而台灣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發本省同胞為桑梓服務，提供貢獻。」歸納蔣經國的經濟決策基線有三：

1.自由制度：經濟社會是架構在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尊重人民意願，保障合法權益，維護自由貿易，…政府與民間同為主體、同作貢獻。

2.統合平衡：經濟建設的策略路線注重於：「農業與工業的均衡發展，公營事業與私人企業的合理分工，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同時併進，資本形成與資源供應的適當分配與運用。」

3.平等公開：政府的財經措施不能僅從增加經濟成長率高低來評斷其得失，也要從其措施是否足以擴大或縮短貧富的差距來衡量，所以我國政府今後財經政策一定要以促進所得能有較平均的分配為目標；今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除國防、外交兩部門外，悉交立法院公開審查。

簡言之，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落實這些經濟思想的具體作法有二：一是農村建設、二為九大工業建設—統稱「十大建設」。1972年9月，宣佈「加速台灣農村建設的新措施」，撥款五千萬美元，作為加強農村建設之用，主要因工業快速成長，台灣農村勞力外流，農業呈衰退現象，任令發展，將影響全局；但該月，台灣在遠東最重要的盟國—日本，也與台灣斷交，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1973年10月，蔣經國院長宣佈九大工業建設計畫：「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迴鐵路、蘇澳港、石油化學工業建設、高雄大鋼廠、高雄大造船廠、鐵路電氣化，和桃園國際機場。」以上的工業建設投資總額64億美元，在當年是筆龐大的經費，也是件不可能的任務，但事實證明，若沒有蔣經國當年的魄力和遠見，即無後來的經濟起飛和產業升級；金山發電廠(核一廠)後來列入建設項目之中，台灣不再缺電而能盡情發展經濟。單僅南北高速公路在1979年全線通車後，原由十幾個小時縮短至四小時的交通車程，即促成了台灣的工商往來和生活模式全面改觀。

二戰之後，歐美等國家據以處理經濟政策議題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所蘊含的穩定性組織的衰退，而導致政府協議夥伴的難以依賴；但蔣經國的「統合平衡」（Corporate-Balance）經濟思想，卻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蹟，進而由李登輝創造出第三波民主化典範的台灣經驗。

自稱在「蔣經國學校」獲益良多的李登輝說：「經國先生認為，總統只是個位置而已，重點是做事，也就是，在哪個位置就做該做的事，想辦法運用自己的權力，把事情做好，而不是擁有權力就拚命鑽營、利用權力滿足私慾等。經國先生這方面的想法，和其他政權既得利益者不同。」俄羅斯俗諺：「不是職位使人榮耀，而是人使職位變得重要。」曾經留學俄國的蔣經國於1987年7月15日宣佈解除戒嚴，成為「封閉社會」與「開放社會」的分水嶺，具有相當重要的指標意義。

《解嚴令》在蔣經國晚年頒布，是天佑台灣的印證。如同第三部門學者所言，台灣由於過去獨特的歷史脈絡與社會環境，民眾的公共參與結社活動曾受到壓抑與限制，直至1980年代末期後，「民間的力量」方始湧現，透過各種形式的參與及結社方式，展現出民間蟄伏已久的能量與潛力。以及原本由政府所獨攬的「第三部門」工作，逐漸形成民間主動的志願性服務團體，這些團體於1990年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為實現社會公益使命而奉獻。即使台灣無緣於聯合國，像在台灣長大的佛光山即以「非政府組織」(NGO)成了聯合國的會員。

蔣經國除了十大建設之外，還強化「中山科學院」（簡稱中科院）的功能，發展自主性的國防工業；中科院更是經濟部十大輔導體系之「資訊管理」的主要輔導機構。此外，蔣經國亦指示利用宜蘭縣大同鄉清水村的清水溪谷的「地熱」，發展新興能源。蔣經國經歷政府外交的節節敗退，提出了「國民外交」這個重要概念；筆者因在鹽行建廠而認識後來當選台南市長的張麗堂先生，而能參與聖荷西姐妹市的締結事工，貢獻一些想法和實物給矽谷的朋友。

美國加州「矽谷」（Silicon Valley）被稱為「世界科技之都」，其所在地就是以聖荷西為中心的舊金山灣區，前中華民國駐舊金山科學組組長周仁章先生說：「抓住矽谷的脈動：若沒有矽谷的華人，會不會有中華民國新竹科學園區近年來的榮景？回答此一問題時，都正肯定了矽谷華人不可磨滅的貢獻。」因著張麗堂市長致力落實蔣經國的國民外交策略，台南市與聖荷西在1974年開始密切的互動。美國加州聖荷西於1974年的市長選舉，由海斯（Janet G. Hayes）女士勝選；海斯市長在1975年即與台南市張麗堂市長正式締結姐妹市。海斯市長率團前來台南訪問，訪問團的成員多是IBM公司的工程師，他們來到台南的工廠，參觀電子零件及應用材料的製造過程；工廠裡的自動化程度，令他們豎起了大姆指。兩國科技專家談起了事務機器的未來，他們說：「未來的打字機，將可以直接在機器上修改。不像目前的打字機，打錯了一個字就完了。」經由國民外交的途徑，台灣與世界科技之都矽谷搭起一座橋，雙方無縫似地密切互動，擴大台灣人民的視野，建立台灣與美國高新科技的交流管道；台灣非政府人士在其中穿針引線，加上政府高層與地方政府的合作無間，台灣順利地掌握了資訊社會的第一手資訊和商業情報，對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資訊科技的發展貢獻卓著。更在前新冠期間，讓台灣人帶至世界的「零接觸經濟」，使得全球經濟機器即使封關仍能運轉，新創業者在家賺世界錢—完全符合《公共神學》的條件。

筆者在圖書館搜尋到一本《世盟與國民外交》，在德國柏林舉行的1993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揭櫫「全球合作拓展自自由與人權」的主題，發現參與世盟有助於我國國民外交，再從當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賀詞：「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為爭取人類自由民主而奮鬥，在此一劃時代的巨大潮流中，發揮了莫大的主導作用。今後深盼世盟全體自由鬥士，掌握世局契機，繼續動員全球民間力量，在人權、自由之基礎上，協助建立國際新秩序，促使聯合國不受強權勢力牽制，秉持憲章普遍性原則，使願為人類福祉盡力之廣大人民，均能參與此一國際組織，共同為國際正義與和平而努力。」

世盟2014年60周年，1月24日舉行自由民主論壇，題目「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全球民主化之發展」，邀集海基會、外交部及紐西蘭、加拿大、德國、韓國、奈及利亞、馬來西亞、寮國、匈牙利等國與會，指出：「民間組織在公共政策的形成方面，逐漸扮演起意見領袖的角色，社會問題亦透過公民團體的運動，引起大眾的關注與了解，民間團體永遠站在政府前面，走在先鋒，領導民意。」而「社企」的定義，終於從狹義走向廣義，各經濟體開始緊抱「ESG」。可惜，《詩經》所言：「碩鼠碩鼠，莫食我粟！」告誡為政者務必要謹慎使用權力，年輕貴族們卻扮演碩鼠的角色，權錢掛勾，導致台灣第三部門創造的資訊社會，無法把公共利益留在台灣，在2000年代錯失了掌握全球主流科技社會的機會。

● 台灣社會由盛轉衰的省思

如前所述，經由民間的力量創造的公共利益係屬「公共財」。那是蔣經國的經濟思想與高績效執行力，徹底改變了台灣，讓擁有一技之長的窮人能夠翻身。惟台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總是很可惜地與掌控全球主流科技社會的「主導權」失之交臂；因此，民間有志之士倡議「富裕台灣」，具體的作為在於自食其力發展「創新產業」，盼能經由「傳統產業科技化、科技產業智慧化」使台灣在新世代屹立不移，故參與經濟部十大輔導體系：「生產技術、研究發展、工業安全、污染防治、國內市場行銷、國外市場行銷、經營管理、財務融通、資訊管理、互助合作等。」在國內舉辦各種講座，並以「非政府組織」(NGO)身份遠赴亞太經合會倡導「創新產業‧解決失業」議題，促成了「全球電商」及「ICT」(資通訊)法案。該非政府組織因結合企業的資源，起步即確立公共性的社會使命目標，而能長期自主地發展跨國且大規模的創新產業議題。

該NGO帶著使命，期望以「台灣BEST」協助九七亞洲金融風暴的受害者走出陰霾，迎向光明；所以在擔任1998年APEC SME Forum市場行銷講師時，9月4日於專案小組會議中，倡議「由APEC來當舵手引領這些會員體推動電子商務」，美國代表及與會各國代表一致通過，這個「電子商務案」終於成為一個亞太經合會的議案了，推動多年的「電子+商業」終於有一個法源依據。中華台北在國際交流平台的重大勝利，促成台灣與美國加州矽谷（Silicon Valley）之間風起雲湧的「電子商務浪潮」；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督促行政院緊急成立推動小組；1999年6月3日，即成立了一個電子商務的推動小組，名為「產業自動化與商業電子化」—簡稱「AE推動小組」；政府提撥一筆經費，強力推動電子商務，全力推動這項國際會議的重大共識與新興科技產業。

但接下來公元兩千年的政黨輪替，遺憾的是民進黨籍的總統未能延續這股氣勢，落實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倡議及其發明於嘉惠中小企業，達成「人民、企業、政府」三贏的使命目標。反倒是，台灣的經濟發展每況愈下，從亞洲四小龍之首淪為敬陪末座。2008年，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以懸殊的得票數贏得總統大位，國民黨取得立法院的多數席次，但第二次的政黨輪替並未使台灣的經濟發展起色，大學裡有延畢的學生，辛勤終年的勞工目睹節節高漲的房價望屋興嘆。任何合法政權皆應植基於「社會契約」，藉此凝聚人民的優質意識，並為了社會安全與和平，同意放棄無約束地追求自我利益。

但2013年的「九月政爭」，執政已五年多的馬總統之民調滿意度直直落；台灣坊間的黑心商品橫行，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倚靠外銷的台灣經濟發展出現空前的警訊。德國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說：「就『道德』考慮，人類成其為生命共同體的價值是什麼？讓我們思索人類整體及其命運—就是『需求、乖戾、悲慘、不幸、悔恨與及死亡』。」人類若觸發「反道德動機」，必承受道德風險之後果；叔本華認為把貪與惡放到天平上，再將其造成的不幸放到天平的另一端，指針必在中央顯示出兩者是均等的。大自然有其法庭，人類若不能本著道德良知，只為填滿其慾壑，將會如同小舟置身於驚濤駭浪之中。此外，由台灣非政府人士帶至世界的「非接觸式感應科技」正在普遍商用，全新的資訊經濟時代已經啟動，然而只見台灣陷於「政府與市場失靈」的困境之中。幸好天佑台灣，一場從武漢興起的新冠病毒，讓台灣嚐到了「蘋果的滋味」；不過，深入析探，邁向2035年的「總能源供應」(簡稱TES)的路程中，變數非常之多。所以社企依然得發揮功能，把過去建立台灣精密工業和創造資訊經濟的過程，以及未來的選項著作成《為下一代開出路》，也把李前總統親自指導的信仰告白整理成《李登輝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民主實踐》，與鄉親分享「公共財與公共神學」，或許我們可以從回顧過去台灣公私部門合作脫貧轉富的成功經驗與脈絡，尋找可行的方案，盼藉由第三部門的優點或優勢，善用資訊社會的工具，突破發展的瓶頸，走出一條新出路。

著書立說與鄉親分享未來的出路

最近和日本人談起他們的興衰轉折點，歸納起來的重點在於「欠缺正確的國家領導人」。筆者於1989年與一群志同道合之士成立「對日貿易逆差小組」，邀請各大商社社長來台現身說法—他們談起日本於戰後快速從廢墟中興起，成為戴明教授(William E. Deming, 1900 ~ 1993)稱讚的「日本第一」，最主要在於「終身雇用制」；不過，對於日圓升值卻喜孜孜地表示：「一個東京可買下整個美國。」李前總統說他在1990年就針對日美的「構造協議」(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直譯為 “結構性障礙倡議”)向來訪的日本人警告：「美國希望日本調整經濟體系以減少貿易磨擦，日本要有說『不』的勇氣！」事實證明，美方提出「日本對外盈餘增加，有必要提高公共工程目標」的要求，追加預算到總投資額為630兆日元—有人指出，這場協議是導致日本目前財政困難的根本原因。這二十多年來，日本陷於「派遣工大國」的社會困境，各部門都傷透了腦筋。前疫情期間，台灣的經濟並未衰退，換來類似當年日本的情景，希望年輕貴族們能夠看看書回顧歷史，希望天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