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東海

9月 28, 2025

文/郭立昌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1955年創立的東海大學，轉眼已經70周年，期間最特別的人物應該是擔任14年校長的梅可望(1918-2016)先生。

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

1969年真空管淘汰，我的許多客戶從地球消失；幸蒙天佑，居然有前仆後繼的勇士來找我開發新產品，大部份都是免費服務，只有一個「日商協和電子公司」的知庫達桑，我堅定地向他索取開發費—因為前一年有家日商阿魯撲死公司來騙了我開發兩百多個樣品給他們，最終他們和台北某公司在三峽合作，成為我的競爭對手。

只做了沒多長時間，我就向知庫達桑收回「120萬元」的開發費；因為家中有荒淫的事發生，所以我趕緊去永康買了幾塊土地，最貴的壹坪新台幣100元。

肯德基曾經有一個廣告，演一個小孩跌坐在百貨公司的手扶梯前，兩手前後亂舞，兩腳亂踢，吵著要吃肯德基；我遇到像這種滷翻天的人，但他向我要求：「恁爸要做董事長啦---」被滷到受不了，我真的在永康中正南路360巷興建工廠給他當董事長。

一個一生不思長進—不學習、不願勞力賺錢的人，竟然到處吹噓著：「我買了一萬多坪的土地，我當董事長囉---」有黑資料的人，招惹至黑函滿天飛，現在是「林百貨」的警備總部(警總)，我去解釋了好幾次。

某日早上，接到電話，是永康工廠的人，結結巴巴地在話筒的另一端說：「有..有..有大官來啦---」我跳上倫達普機車，飛奔前往，居然驚動行政院青輔會秘書長梅可望先生來了解情況。

梅可望博士(左一)1972年擔任青輔會秘書長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幾乎每個月都有人來慫恿「移民」，像開設萬隆電動玩具工廠三個月就關門的阿祥夫婦就移民美國，外號鱸魚的親戚移民巴西，等而下之者則移民巴拉圭，就是沒聽說誰會在台灣蓋一個工廠，又一個工廠，再一個工廠。

起初我到警總，他們很威嚴地審問：「查郭員值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建造逾甲工廠，意圖為何？」一個向來被親友恥笑的人，被譏為「永遠要住在他阿姨的漏財厝」的人，怎麼經過新生街的洗禮後，沒幾年就變成大工廠的董事長呢？不啟人疑竇也難。

經過我誠實且耐心地解說後，加上那些官看了我展示的小零件—他們的粗手都拿不住的「精細愛列多」，聽到這產品單價都在一毛錢以下，驚訝到牙齦都掉下來；可能是因為我的專業和誠懇，使那些面目可憎的官漸漸變得和善。

單價不到1毛錢的精細愛列多

想不到，招搖者繼續招搖，寫黑函者繼續如斯；最後，我竟然和梅秘書長成為忘年之交。更想不到，1978年他會出任東海大學校長，到1992年14年期間中興東海，使東海大學成為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學。

梅可望博士(右一)1978年就任東海大學校長

有路過台中時，就會到學校去拜訪梅校長，聽他談「中華民國到台灣復活」的神奇故事。茲整理他說的故事如下：

1948年，國軍「徐蚌會戰」失利後，中央政府決定西遷重慶。1949年1月，老總統(蔣介石)宣布下野，副總統李宗仁成為「代總統」。中央政府先遷至廣州，到了廣州後，四川軍情亦告吃緊。李代總統是「桂系」的首領，廣西是他的根據地，於是揚言要將政府遷至廣西省的「柳州」—古諺：「死在柳州。」想起這古諺，我(梅可望)和一些同仁，無不人心惶惶，不安至極。

那時，我是內政部警政司的科長，官居薦任一級芝麻綠豆小官。警政司是「內政部警察總署」裁併縮編的結果，司長以下只有幾名光桿科長，下面並無任何人員；因為在兵荒馬亂時期，科員以下多被資遣。事實上，中央政府隨時有遷移的打算，也無「公」可辦。每日上班，只是去查看、清點、整理一下由南京搬來的千百件公物而已。

「遷往柳州」的風聲在廣州各中央機關傳開以後，我覺得極不可思議。柳州是中國西南邊遠的小城市，無論其地理位置、居住條件、交通與通訊情況，都不夠資格作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我一再思索，中共長於游擊戰，四川各地已是烽火四起，中央政府一旦人川，必成甕中之鱉，無處可逃。柳州侷處一隅，交通阻塞，中央政府遷往也只有死路一條。我認為只有「遷往台灣」比較適當。

原因是，首先台灣沒有「土共」一即中共的武裝游擊隊；其次，台灣與大陸隔著一條一百多公里寬的「台灣海峽」，中共沒有海軍，一時無法跨海攻台；第三，台灣四面環海，與我國的友邦容易互通聲氣，盟邦要援助我國比較便利；第四，老總統下野後曾去過台灣，下野前特別任命他最得力的將領「陳誠」上將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

老實說，我對老總統與陳誠將軍的信心要比對李代總統大得多。加上古人那一句「死在柳州」的話，我越想越覺得自己的看法正確，於是和幾個同仁商量，他們都支持我的看法。

審慎思考之後，我寫了一份兩千多字的報告，請求先把內政部搬到台灣，不可搬到柳州去；如所預料，內政部長李漢魂看了我的報告後勃然大怒！他指示政務次長要好好教訓我一頓；告訴我，追隨代總統李宗仁才有前途，台灣這個小島是毫無希望的。他說：「去台灣做什麼？去陪葬嗎？」(暗指老總統已無希望)

警政司鄭澤光司長把部長的指示轉告我。我便詳細對他分析遷台灣的優點，最後鄭司長對我的一番話頗有同感。他安慰我，並說他會去向政務次長何彤先生說明我的立場和看法，要我稍安毋躁。果然，三天之後，鄭司長笑嘻嘻的告訴我，何次長批准了我去台灣的報告，同時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帶領幾位同仁並押運「一千五百箱公物」前往台灣。好友居伯均和吳茂才都在同行之列，我們都樂開了。

護運國寶(或廢物)到台灣

運一千五百箱公物，帶七位同仁去台灣，總務司長給我「八百五十塊大洋」，作為「一切費用」(包括大家的薪金)，並囑我在台北成立「內政部駐台灣通訊處」。我請示：「這一千五百箱公物儲存何處？」他說一切由我全權辦理，並表示，這八百五十塊大洋，包括七個人今後全部的薪津，以及一千五百箱公物的運費和儲存費用，此外不可能增撥任何經費了。

雖然任務艱巨，但反過來一想，內政部能同意在台北成立「通訊處」，足見我「遷往台灣」的建議，至少已獲得內政部高層的部分認同。所以，我決定完成護送這一千五百箱公物到台灣的任務。其他到台灣後再想辦法吧，總有人肯幫忙的。我認為，只要國家不亡，難道會讓公物流失街頭嗎？於是我們搭上後天開往基隆的「華福輪」，押運一千五百箱公物到台灣。

李漢魂部長在中央遷重慶後，由於代總統李宗仁無法繼續領導大局，於是演出了一幕他自己所謂的「掛印封金」的鬧劇，然後前往美國紐約，開他的餐館去了。我們幾個年輕人則繼續完成護送公物的任務，無意中延長了中華民國的壽命。

一千五百箱公物運抵基隆後，立刻進入海關的倉庫。要怎樣存放這麼多的公物呢？一再思考只有向與內政部有隸屬關係的警察機關想辦法。那時，台灣省政府警務處副處長陸遂初先生倒是在大陸時見過的，而且與我有同鄉(湖南臨湘人)之誼。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到中正東路一段警務處(後改為忠孝東路一段內政部警政署)去找陸遂初先生。

相見彷如隔世，陸先生想不到我會到台灣來；於是我談起內政部公物儲存問題。後來他徵得處長王成章先生的同意，暫存在警務處的走廊。接著，就是安排把這一大批公物由基隆倉庫運到警務處。

想不到，內政部又加運了三百多箱到基隆，總數成為一千八百多箱，約一千多公噸。共需用鐵路運貨車廂二十五節才能全部運完。我親自率領三位男性同仁前往基隆清點押運，時為1949年7月初，天氣極為炎熱，我們冒盛暑工作，裝火車花了兩天，卸車運到警務處又花了三天多。整整一個星期，我們四人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水，濕透多少次衣衫，喝了多少杯冰水，才完成這項公物運輸的任務。

為什麼內政部有那麼多的公物呢？原來內政部在撤離南京以前合併了衛生部、社會部和地政部，又將勞動局、警察總署和戶口行政局等機構縮編而成。調查局那時候也隸屬內政部，所以廣州時期的內政部，其組織非常龐雜。所接收各部、局、署的公物，分成兩大部分處理：凡能在廣州「變現」的物資，都在廣州出售，換成港幣現款供遷移之用(那時政府規定的貨幣「銀元券」已形同廢紙)；凡不能「變現」的，如公文書、書籍、公報、圖籍等，則交由我運來台灣保存。

這些「無用」(指不能變現者言)的公物，被視為累贅、棄物，運往台灣不過是對國家有所交代，表示沒有拋棄公有財產罷了。我和幾位年輕朋友辛辛苦苦把這批被視為無用之物，運來台灣，許多人認為是毫無代價、毫無意義。覺得國家都快完了，要這些「廢物」做什麼？誰知道這些廢物之中卻有幾樣「國寶」，對國家政治生命的延續有重大的關係呢？事後查明，最關重要的有四種：

第一種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自民國元年元旦國父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每天的公報，一直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撤退之日為止，完整無缺。而且中央各機關將該項公報帶到台灣者，只有我替內政部帶來的那一全份。如果沒有由我帶來，中華民國政府如果需要國民政府的公報，就只有何中共政府去要了。豈不是大大的笑話？

第二種是大陸各縣的「縣誌」。在內政部和地政部的公物中一共帶來了一千五百多縣。這是國家級的地方誌，另由中央圖書館帶到台灣的一千二百多縣，合起來據說有一千七百多縣。一有此寶物，我國號稱中華民國，對大陸有主權，就可較為振振有詞了。

第三種更為重要，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好像是五萬分之一的地圖，是接收地政部的，凡三百多箱。原由國防部經過多年精心測量後繪製而成。中華民國政府如果沒有自己各省的地圖，要向中共去借用，那還了得；有了這些地圖，我國政府更可大聲的說，我國政府才是中國的主人。

第四種也許最為重要，那就是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的「原始選舉票」。那時這三類民意代表撤退來到台灣的人數，都不足這三個民意機關的法定開會人數。如果沒有這些選舉票，出席人數便無法補足，不能開會。所謂「憲政法統的傳承」便無從延續。我國政府依法統治的基礎，勢必根本動搖。因為我把「原始選舉票」帶到了台灣，三種民意代表的候補人，都可依照得票的數額，依法依序予以補足，照常運作。

除了以上四種可稱為「國寶」的文件以外，還有很多重要文件，如各部所屬公務員的派令、考績表；各部所屬學校畢業學生的成績、畢業證書存根......等等，都為以後陸續來台追隨政府的忠貞之士解決了不少問題。其中還有一百多箱調查局的機密文件。

1949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往成都時，代總統李宗仁棄職前往香港，隨後出走美國；時任行政院長閻錫山代理李宗仁職務，直至蔣介石復行視事。1949年12月中央政府遷台。1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宣布復行視事，繼續其第一任總統職務；1954年，他在台北中山堂透過國民大會，就是使用「原始選舉票」當選第二任總統，以陳誠為副總統，掌國權直到1975年第5任總統任內辭世。

蔣介石來台繼續其第一任總統任期期間，以「抓匪諜」為第一施政要務—即俗稱的「白色恐怖」，我們是直接的受害人。俟其當選第二任總統時，發現「教育」的重要性，1955年，在蔣介石政府的默許與支持下，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學—如東海大學和中原大學成立；這些學校獲得美援支持，並呼應蔣介石提倡的「以基督教精神匡正社會」政策，成為道德與精神建設的重要力量。

老友梅可望先生竟然在1978年出任東海大學校長。看他治校有成，我居然在1999年要求原本要去讀暨南大學的兒子改填東海大學，意想不到的長串禍害於焉開始。

39年前紅色華司回來

今年8月18日8:31，有一個1986年的「紅色平面華司」，穿越蟲洞從天掉落在乾浴缸裡，使我在農曆7月初一重啟早課迴向給先人，連結血脈和法脈之後，頭腦開始清楚起來，通過「社會網絡分析」(SNA)，看出奪取我巨額財產那群人竟然用我留給他們的資源，勾結江湖術士—包括和尚與牧師，而且加上公器對我們進行鋪天蓋地的圍剿。

這群卡特爾犯罪集團曾經揚言：「不讓你們活過2004年！」真的有人差一點就在2004年11月22日陣亡。它們想不到的是，我居然選擇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作為醫治傷兵的場所；2005年1月1日到2005年12月31日，全年無休，我每天進出東海大學，從寒風刺骨的冬風，禱告至鳳凰花開，直到傷兵從死裡復活。

我們被卡特爾貪腐集團圍殺，APEC 1998電商提案人兼發明人真的被KO倒地不起，我明知路思義教堂李姓牧師是卡特爾爪牙，李某也有眾多嘍囉，但我仍帶著傷兵去跪在路思義教堂祈求上帝醫治，義人終得醫治，直到2005年12月31日活著離開東海；同時，也深刻體悟經上說：「他們作牧人，只知餵養自己，無所懼怕；是沒有雨的雲彩，被風飄蕩；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是海裡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沫子來；是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猶大書，1:12-13)

到宿舍和梅校長吃飯時，他非常感慨年輕一代完全沒有儒家思想，他提起有人問「治國之道」，孔子教導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20)意思是，政治政策(文武之政)是書面制度(方策)上的規定，但政策的實行與否，全在於「人是否存在及其道德修養」，如果執政者存在且有道德，政策才能施行；若執政者亡或失德，政策自然止息。

政治政策雖有制度規定，但實施與否全憑執政者的存在與德行；有德者政策得施，亡或失德則政策停止。治理重在「人」，君子須修身，以孝親為本，進而了解人性和天命。治理依五倫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實踐中庸之道(達道)，並以「知、仁、勇」三達德貫徹。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總之，治理國家根基在於人之德行，而非僅依制度條文。

茲將孔子教導〈知人〉之道，賦詩如下：

修身事親思知人，
五倫互行政自明。
文武方策在於人，
智仁勇達治可成。

親親尊賢禮自生，

君子持道德乃貞。
知人知天心若鏡，
國祚長存德為城。

梅校長說：「以前奉令成立『青輔會』，在毫無經費的情況下，經營成為行政院轄下的一級機關，還創設青創貸款和幼獅工業區。」他表示，看不懂現在年輕貴族為何會變成「開放社會的敵人」？

梅校長從東海大學退休後，在台中成立一個智庫—「台灣發展研究院」(台發院)，我們在其中設有「晶片研究中心」—就是新冠期間達成36兆美元年交易額的非現金系統，創造出全球電商產業，使台灣的半導體業從21世紀開始轉虧為盈。

一路看我從無到有的梅校長，最令他感慨的是，我們2003年冒著SARS的生命危險，到泰國APEC去為台灣開出路，竟然有個陳姓人士拿著《國防雇員的女兒》這本書丟在他面前，質問道：「你為何挺她？」更有甚者，把台發院的經費全刪了！因為梅可望先生為書作序。

被公器勒令銷毀的先知書

2016年約好4月1日去看梅校長，到了宿舍竟看見他已經在早晨走了；司機翁先生說：「昨天梅校長還正常上班到下班，然後要我載他去理髮和整儀容；回家路上，對我說：謝東閔、王昇好多老同學都來看我----」

結語

東海大學自1955年創立以來，70年來培育無數人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是校長任期長達14年的梅可望先生。1970年代初，台灣面臨國際孤立與社會動盪，梅可望以其中庸的精神，幫助我度過黑函與警總的騷擾，給我有機會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他於1978年接掌東海校務，帶領學校成為私立頂尖學府。最重要的是，他見證並參與中華民國從大陸遷台，延長國祚，進而使得強人蔣介石重視教育，以基督教精神匡正社會，推動教育成為國家復興基石。退休後，他創建「台灣發展研究院」，協助我們經由「晶片研究中心」推動非現金支付系統，助台灣半導體產業轉虧為盈。親眼目睹他對教育與國家的貢獻，與我共歷艱難歲月，至2016年辭世，留下深刻的智慧與精神財富，成為世代傳承，台灣社會與產業革新的重要推手。祈願年輕貴族能夠悔改，成為開放社會的助力。